台面优配跨境人民币的“冰火两重天”

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，跨境人民币流量与存量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已成为关键制约因素。截至2024年底，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（流量）达96万亿元，而境外人民币存款仅3.5万亿元、债券存量不足1.2万亿元，流量与存量之比高达27︰1，显著高于美元5︰1的国际水平。这种“重流量、轻存量”的发展模式台面优配，暴露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执行中的深层问题。

流量与存量的结构性失衡：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问题

从实践来看，流量指标（如跨境结算规模）因可通过政策引导短期提升，成为政绩考核的“显绩”；而存量指标（如境外人民币资产持有规模）需依赖市场自发的长期资产配置需求，见效周期长、考核难度大，导致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普遍存在“重结算规模、轻资产沉淀”的倾向。

这种失衡不仅制约人民币从“贸易结算工具”向“价值储藏手段”的功能升级，更潜藏三大系统性风险：一是货币职能残缺风险。单纯依赖流量扩张使人民币长期停留在“贸易结算工具”层面，境外主体因缺乏多元化资产配置渠道，往往在收到人民币后迅速兑换为其他货币，导致人民币“跨境循环”难以闭合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陷入“低端锁定”。二是金融市场空心化风险。存量不足导致离岸人民币资产池薄弱，无法支撑债券、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创新，难以吸引长期资本流入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不足美元债券市场的1%，且以短期融资为主，加剧了“热钱化”的风险，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吸引力。三是政策效能稀释风险。片面追求流量增长、依赖行政化推动（如财政补贴强制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），虽能实现短期数据达标，但缺乏市场基础的“人为推动”必然导致政策成本高企且不可持续，形成“数据繁荣”与“市场贫血”并存的畸形格局。

失衡根源：政绩导向与制度缺陷的深层交织

“重流量、轻存量”问题的背后，是治理惯性、认知偏差、考核缺陷与懒政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（一）政绩观扭曲：“显绩”导向下的短期主义困境

长期以来，将人民币国际化简单等同于跨境结算规模扩张的思维定式根深蒂固。这种“重量化指标、轻质量提升”的政绩观，缘于对国际化本质规律的认知偏差。事实上，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形成“贸易结算—资产配置—货币储备”的自我强化生态，但现实中流量数据因易于统计、见效迅速，成为部门争夺政策资源的“硬指标”；而存量提升涉及金融市场建设、国际投资者培育等长期工程，因见效缓慢被视为“隐性政绩”，导致推进动力明显不足。这种治理思维本质上是“重表面、轻实质”在金融领域的具象化。

（二）认知能力短板：政策推动与市场规律的协同缺失

究其原因，在于对国际货币运行规律理解不深，将人民币国际化等同于政府主导的“政策工程”，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。对比美元国际化进程中美联储构建的“全球流动性供给—债券市场深度—跨境支付网络”生态闭环，我国当前推进模式仍以政策引导为主，在培育离岸人民币资产需求、构建市场化循环机制等方面缺乏系统设计。这种认知缺陷导致政策工具碎片化，如推动跨境结算时未同步建立离岸人民币回流机制，发展离岸债券市场时忽视税收政策、投资者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最终陷入“政策响动大、落地实效小”的困境。

（三）考核体系偏差：单向度指标引发的行为异化台面优配

现行考核体系对跨境人民币流量的过度侧重是失衡的直接诱因。以某商业银行为例，其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（流量）考核权重占70%，而境外人民币存款吸收规模（存量）权重仅30%。这导致了机构将资源集中于快速提升结算量的领域，甚至默许企业通过“虚假贸易”制造数据繁荣，催生了专门提供流量规模的“金融掮客”，造成统计数据的失真。更严重的是，对存量业务所需的金融市场建设、投资者教育等工作缺乏持续投入。

（四）懒政思维作祟：路径依赖下的创新动力不足

“重流量、轻存量”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惰性的体现。流量扩张可通过行政指令、政策补贴等“简单粗暴”的方式实现，而存量提升需要深入研究市场需求、推动制度创新，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笔者曾遇到过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，某自贸试验区大谈其在创新业务上创造了巨量的交易数据，但无法回答该项业务究竟有多少实际的赢利。部分单位为规避改革风险，选择沿用“懒政办法”推动流量增长，如通过文件强制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，却不愿解决汇率风险对冲等实际问题；在应对离岸流动性不足时依赖央行直接干预，却忽视离岸金融市场深层次改革。这种思维使人民币国际化始终停留在“政策驱动”的量变阶段，难以向“市场驱动”质变。

系统性改革方案：构建流量存量协同发展新生态

破解“重流量、轻存量”难题，需从认知、制度、政策和考核等维度进行系统性改革，构建“流量带动存量、存量反哺流量”的良性循环机制。

（一）认知革新：树立“质量优先、生态为重”的发展理念

1.深化人民币国际化本质的认知：组织政策制定者、金融机构高管开展专题培训，系统学习美元、欧元国际化经验，深刻理解“贸易结算—资产配置—货币储备”的生态逻辑。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核心目标是构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池，增强境外主体“愿意持币、方便用币和安全储币”的市场信心。

2.破除唯流量论定式：通过政策文件、官方解读等渠道宣传国际化科学内涵，引导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摒弃“流量数据崇拜”。在官方报告中增加存量指标（如境外人民币资产占比、离岸市场流动性）披露比重，弱化对流量规模的过度宣传。

（二）制度设计突破：建立协同发展政策框架

1.立法保障与顶层设计。加快制定《人民币国际化促进法》台面优配，将流量存量协同发展纳入法律范畴：明确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与境外人民币存量增长率同步纳入考核体系，且存量指标权重不低于40%；建立“负面清单+事中事后监管”模式，放宽非金融企业跨境人民币投融资限制；试点“人民币自由兑换账户”，允许符合条件的主体自主进行跨境资产配置；设立国家级生态建设基金，专项支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、投资者教育等存量提升工程。

2.国际合作机制创新。货币体系联动：推动人民币在IMF特别提款权（SDR）权重提升至15%以上，扩大在世界银行、国际清算银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，争取纳入更多国家央行储备货币篮子；支付系统升级：强化CIPS与SWIFT、TARGET2等系统技术对接，建立“CIPS资产托管”模块，提供一站式清算托管服务。建立国家级CIPS使用保障机制，提升全球信任度；大宗商品定价：联合国际组织推动石油、铁矿石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例于2028年底前达60%以上，以上海原油期货为核心构建“能源贸易—人民币结算—大宗商品投资”生态链，允许交割货款直接用于购买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；数字人民币创新：探索离岸数字人民币开发应用，将其作为数字货币研究前沿阵地；边民互市升级：在“边民互市”结算中系统推进政策、机制、服务、监管创新，将其从“贸易工具”升级为“区域经济协同纽带”。

（三）政策工具创新：打造场景化互动体系

1.贸易场景转型。从“结算导向”转向“资产导向”：在“一带一路”能源贸易中设定人民币结算比例下限（如2025年原油进口≥30%），要求50%结算资金留存离岸市场转化为存款或债券；依托跨境电商平台推出“人民币结算+账期融资”套餐，鼓励中小商户接受人民币定价，境外买家可将盈余资金配置为平台合作货币市场基金，实现“结算即沉淀”。

2.投资场景扩容。丰富资产池与便利化渠道：扩大“沪深港通”“债券通”标的范围，试点“港股通人民币计价”，降低汇率转换成本；允许境外个人通过数字人民币钱包购买内地银行的理财、公募基金等产品，打破“离岸人民币只能用于贸易”的限制；支持中资企业发行“绿色人民币债券”，募集资金用于“一带一路”“离岸经济”的绿色项目，形成“融资—投资—资产沉淀”循环，对发行企业给予税收优惠，对境外投资者免征资本利得税。

3.金融基建升级。科技赋能与生态完善：优化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，试点“数字人民币跨境理财通”，允许境内个人通过数字钱包投资境外人民币债券。在中国香港、新加坡推出“人民币财富管理枢纽”计划，提供一站式资产配置服务；借鉴迪拜DIFC经验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试点“离岸人民币保险”，允许境外企业购买人民币计价财产险、责任险，保费收入纳入离岸存量。建立保险资金跨境投资机制，提升存量资产流动性。

（四）考核体系重构：建立多维评估机制

1.政府部门考核。建议新增“境外人民币存量增长率”指标，权重占跨境结算考核的40%，未完成目标的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得参与年度评优，超额完成给予专项奖励；将“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成效”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，包括离岸金融机构数量、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、数字人民币境外场景等细分指标，引导从“拼结算量”转向“拼生态建设”。

2.金融机构考核。建议对商业银行实施“存贷比双向考核”，同时考核跨境人民币贷款发放（流量）与境外存款吸收（存量），对存贷比失衡的银行实施流动性调控；将“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能力”纳入监管评级体系，对推出跨境ETF、汇率期货等创新产品的机构，给予扩大业务范围、离岸市场做市商资格等奖励。

3.企业考核引导。建议对重点涉外企业（如年进出口额超10亿美元），将人民币资产配置比例纳入绩效考核，要求境外人民币资产持有量占跨境结算量的比例每年提升5个百分点，达标企业给予专项贷款额度倾斜；对科技企业，将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技术创新（如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研发）纳入“专精特新”评审加分项，鼓励通过技术突破提升全球使用便利性。

（五）风险防控与长效机制建设

1.建立存量风险监测体系。构建离岸人民币存量“压力测试”机制，设定单一国家持有比例≤20%、短期负债占比≤60%、境外机构资产集中度≤30%等警戒线。央行实时监测跨境资金流动，通过发行离岸央票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等市场化手段调节流动性；加强离岸人民币资产质量管理，要求金融机构定期披露境外客户信用状况、资产久期匹配等信息，防范境外主体违约引发的系统性风险。

2.培育市场化离岸生态。减少对离岸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，发挥中国香港、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优势，通过政策引导而非指令性计划推动资产配置。在香港试点“无因性人民币跨境支付”，政府仅提供法律与基础设施支持；完善与相关国家的“货币互换”准备机制，确保应急启动能力；培育本土国际信用评级机构，推动中资评级机构与国际机构合作，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评级体系，降低境外投资者持币顾虑。

（作者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、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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